《异类》，作者：格拉德威尔。
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挖掘机遇对于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诸如出生日期、出身阶级、社会群体。但是除开机遇这种不可控的因素，第二章谈论的“10000小时”，才是自身能把握的那部分。

(图片来源：秋叶)

序言

他们必须让那些人明白，如果仅从一个人的行为决策方面孤立地看待其健康问题，那么必将误入歧途。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必须超越个体。他们必须明白，他或者她秉承的习惯，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自于其家庭生活的城镇。他们应该对那些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我们周围的人们的价值的观点，心存敬意。就像沃尔夫帮助我们理解健康的根源一样，在《异类》中，我们也将一同理解什么是成功的根源。

第一章 马太效应

越是调查，巴恩斯利越是相信，他发现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加拿大曲棍球运动一项铁的规律：如果你观察曲棍球运动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卓越者中的卓越者——无论何时，你都能够发现，1月至3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40％，4月至6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30％，7月至9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20％，10月至12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10％。

事实上，一年中的前三个月并没什么特别的魔力，这种现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1月1日，这意味着，一个9岁的男孩必须是在1月1日之前满了9岁，才可以进入9岁以上曲棍球联赛，也就是说，一个在1月2号就已经10岁的男孩，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男孩，却只能暂时晾在球场一边——这个年龄正是发育的青春期，12个月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

曲棍球的事例告诉我们，那种认为最好的、聪明的人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这种想法实在太单纯了。没错，那些拥有一定职业水准的曲棍球运动员当然比你我都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当是他们也是一出生就走了大运，他们一开始就有机遇惠顾，这种机遇不是挣来的，不是理所当然中的。这种机遇在他们的成功历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太效应”。《新约?马太福音》里面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也就是说，成功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变得更为成功。税收愈减免，富人获利愈大；教育愈优越，受到的鼓励愈多，优秀的学生愈优秀。9岁和10岁的孩子越是年龄偏大，越是拥有最好的教练，最科学的培训。套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成功是“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advantage）的结果。职业的曲棍球运动员在起点上，只是比他的同龄人表现得稍微好一些。在起点上的这一点区别使得之后的差别越来越大，此后，这种刀锋效应又引起区别的进一步扩大——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让一位曲棍球运动员成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起初只不过比他人稍强一点罢了。年龄相关性造成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就是，我们力图挑选最卓越者的体制并不是很有效。

第二章 10000小时

象棋大师的成长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只有国际象棋的传奇大师鲍比·菲舍尔例外，他只用了9年时间，就进入了顶尖棋手的行列）。10年意味着什么？它是10 000个小时的艰苦训练。对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来说，10 000个小时是个魔幻般的数字。

有意思的是，10 000个小时会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如果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如果你不坚持，就不可能达到10 000个小时的训练标准。你需要有好的父母，他们能鼓励你支持你；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时间去做兼职，那么一天之中剩下的时间就会很少。事实上，大部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他们都需要一些特别的安排——例如进入曲棍球联赛的全明星球队——或者是有某种特别的机遇，使得他们能达到10 000个小时的训练标准。

第三章 天才的烦恼

假如我具有某种魔力，能让你的IQ提升30个点，那么你一定会不胜感激——对吗？可以预见，这能帮助你在社会上走得更远。我们一听到有一个像克里斯·兰根这样的人，我们的本能反应就会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特曼遇见亨利·考埃尔的本能反应一样。他们让我们敬畏，这些天才拥有睿智的头脑，我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拥有睿智的头脑更好的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

迄今为止，我们在《超凡之辈》一书中看到的成就非凡业绩的，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个人的天赋。在这一章，我希望从那些更为纯粹、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凡之人——那些天才们的角度，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原因。

• 成功和智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一点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的IQ达到了120左右，那么再增加智商并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他带来明显的优势。①（①在智商研究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专家亚瑟·延森（Authur Jensen）
• 为自己的谋杀判决辩护，或者劝说老师把自己早上的课程调到下午，这些特别的技巧，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称之为“实用智商”。在斯腾伯格看来，“为了达到最佳效果，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应该怎样和他人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是实用智商的一个方面。这更像是一个程序上的概念：它指的是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件事情，和你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能否提供这种行为的合理解释并无必然联系。它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它不是解释自我的能力，它是一种让你正确认识自身处境，并且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并且，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一种有别于IQ测试中，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之外的智商。在运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一个人的一般智商和实用智商常常是“两两不相交”的：一种智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智商就必定存在。你也许拥有很高的分析推理智商，但实用智商却可能比较低；或者你拥有高的实用智商，但分析推理智商却偏低；或者——就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样的幸运儿一样——你两个方面的智商都很高。

拉里奥把中产阶层父母的教育方式称为“协同培养”，其目的是积极地“培养并评估一个孩子的才能、观念和技能”。相反，穷人们遵循的是“自然成长”的策略，他们虽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照看孩子，但是应该让孩子自由自在地发育成长。

拉里奥强调，这两种培养方法不能说哪种更好。在拉里奥看来，穷人的孩子善于动手，不喜欢发牢骚，能够更有创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拥有极强的独立自主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协同培养的优势更明显些。有着紧密活动安排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总在不断变更着自己的经历，她能学会团队协作，她也知道怎样处理一些高层事件。她知道怎样投成年人所好，在需要的时候，她知道该如何甜言蜜语地说服成年人。在拉里奥的眼里，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开始领会到了“权利”的意义。

当然，这个词汇在当时有一定负面意义。但拉里奥认为这个词汇最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拥有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也拥有灵活应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权利。他们看来比较满足这些安排；他们要求分享到更多的信息并且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灵活应对制度安排来满足自己的爱好，是这些中产阶层孩子的一般惯例。”他们知道这个道理，“即便是小学四年级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他们都知道利用自己的权益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优势。为了让程序安排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会向教师和医生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

相反，劳动阶层或者穷困家庭的小孩“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淡、缺乏信任和拘谨的”。他们不知道怎样找到自己的路，或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定制自我”——这里引用拉里奥这个再恰当不过的术语，无论他们是处于何种环境都是如此。

拉里奥认为，我们所说的阶层优势事实上包含很多方面。亚历克斯·威廉斯的境遇好于卡蒂·布琳德尔，是因为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因为他在一所较好的学校念书，另一个原因——并且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到了权利观念的教育，这种意识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五章 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实际上，我们可以描述得更精确。那时刚好是个适合19世纪的商业大亨出生的年代，也是适合软件天才出生的年代，同样也是适合纽约的犹太裔律师出生的年代。这就是1930年，因为在这一年出生的律师，他能享受到人口出生低谷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到了1970年，当他40岁的时候，他正赶上法律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律师界进入了15年充实的汉堡时期1。在这个时期，企业并购案例层出不穷，而那些为“白鞋”公司服务的律师还在闲逛，忘记不了他们每顿两瓶马提尼酒的午餐。如果你想成为纽约最出色的律师，你就要在外跑个不停，这是你的优势；如果你的父母曾教导你工作的意义何在，你就又多了一个优势；如果你是出生在30年代，那么就更具有优势了；如果这三个优势你都具备了——再加上你比较机灵并且你还能充分发掘它——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将会是一个绝妙的组合。这就好像是出生在1月1日的曲棍球运动员那样。

第六章 小镇哈伦

是什么引发阿巴拉契亚的争斗？多年来，人们不断地寻找并讨论许多潜在的原因，最终达成了共识：似乎该地区受到了某种特别的病毒蔓延的折磨，社会学家称之为“荣誉文化”。

荣誉文化往往扎根于高原和其他边境领土地区，如意大利西西里岛或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如果你住在一些山区，也就是说，你没法有农场，你可能会养山羊或绵羊，但作为牧民所发展出来的文化与种植庄稼的农民的文化是不同的。一个农民的生存依靠社区与他人的合作，但是牧民却自我封闭。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维持生计的东西会在某天晚上被盗，因为农作物不能轻易被盗，除非小偷想独自收割全部的收成。但是，牧民却有担忧，由于动物的丢失，他不断受到威胁，所以，他必须要有些进攻性：他很清楚，他需要通过他的言行证明他不是弱者。为了他的声誉，他愿意接受并回应来自外界的任何挑战，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挑战，这就是所谓的“荣誉文化”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个人的生计和自我价值是荣誉的中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本书中看到，成功源自优势的不断积累：你出生在何时何地，你父母的职业以及你成长的环境，这三者互相作用才塑造出这个世界上独特的你。本书第二部分的问题是，时至今日，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到的传统和态度是否依然在发挥同样的作用。通过学习别人成功的原因，通过认真思考文化遗产的继承，我们是否可以获得更多，以便把事情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可以。

第七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

霍夫斯泰德提出，根据个人关心自我、看重自我的程度就可以有效地区分出文化的不同。他把这种衡量方法称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范畴”。如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那么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毫无疑问，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给公民提供全程医疗保险的工业国家。个人主义倾向性最低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在霍夫斯泰德的理论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无论怎样，没有一种文化绝对好或不好；同时，在其量表上提及的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并不能一成不变地代表任何来自该文化的人。这是有可能的。例如，一个来自危地马拉的人也有可能极度的自我。

相反的，他所谈论的，或许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尼斯伯特和科恩课下所讨论的话题相似。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会赋予我们更多的历史传统，使得每个人的言谈举止都会留下文化的烙印。如一些行动模式会投射出我们的心理思维定势，并且每一种分别都是非常具体的。

在霍夫斯泰德的所有维度中，最有趣的一个就是被他称为“权利距离指数”的维度，简称PDI。权利距离指数具体而言，就是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为了测量它，霍斯德曾经提出如下问答：在你的经历中，你遇到过多少次“雇员因害怕权威而不敢对管理人员表达不同意见”的事情？究竟需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组织和机构里相对没有太多权利的人接受并认同不平等的权利分配”？“那些资深的雇员受到怎样的尊重与敬畏”？“是否拥有权力就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呢？”

第八章 稻田与数学

“亚洲人的计算方法非常直观，”一名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恩·弗森（Karen Fuson）说道，对于中西方的差异，弗森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使得人们在学习数学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不需要死记硬背，数学本身就有规律可循。这样，做题的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题目，认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数为例，我们说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国数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五份中拿出三份，这既能从概念上引导你知道什么是分数，也能引导你区分分母和分子。”

西方的孩子在三、四年级开始，就会表示出对数学毫无兴趣。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

相反，亚洲的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计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或许这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努力，并且学习更多的数学课程，愿意做更多的家庭作业，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亚洲人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优势。但这优势与其它优势不同。许多年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亚裔子女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已显而易见地高出许多同龄的西方孩子。由此，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亚洲人的内在数学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①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曾提出一种进化理论，他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气候、原始社会的打猎生涯、大脑的尺寸和某种独特的元音导致了亚洲人拥有更高的智商。②这也揭示了我们对数学的看法。我们假设，依据微积分和代数成绩就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足够聪明。但中西方在数学体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他方面的不同，或许在数学上的卓越能力是源于其所处群体的文化。

作为一名全球智商研究领域里数一数二的专家，詹姆斯·费林（James Flynn）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亚洲人的智商要低于白种人的智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数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不是由于智商高，而与智商无关。费林的相关论点都记录在在他的《美籍亚洲人：与智商无关的成就》（Asian Americans: Achievement Beyond IQ，1991）一书中。

第九章 玛丽塔之幸

中产阶级家庭强迫他们的孩子在周末和暑假的时间学习，但她的社会没有给她这些，她不得不怎样呢？她只能把晚上，把周末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都让给KIPP，而所有这些在她过去的世界里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从玛丽塔的角度来看，她与学校其实是在条件互换。她每天5：45起床，而且周六也上课，做功课直到晚上11点。而作为回报，KIPP为像她这样贫穷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机会会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些学生当中84%的人会达到或超过同级别学生的数学能力，而且90%的KIPP学生能够获得私立或教区高中的奖学金，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布朗克斯那些死气沉沉的学校上学。从该校高中学生的成绩来看，80%以上的毕业生都会升入大学，而且他们还都是学生所在家庭中最先上大学的那个人。

而这种条件互换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呢？在这本书中，所有我们看到的成功都是有迹可循，并不是只有最聪明的人才会成功。否则，克里斯·兰根将会和爱因斯坦齐名。但是，成功也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努力的累积，相反，它更像一件礼物。成功的人都是在机会出现时，有能力抓住它们的人。对于曲棍球和足球运动员来说，出生在1月是成为全明星队员的好机会。对于甲壳虫乐队，是汉堡。对于比尔·盖茨，幸运的机会是他出生的年代及他在初中时得到的计算机礼物。乔·弗洛姆和Wachtell的创始人利普顿、罗森、卡兹都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恰到好处的出生时代、恰当的父母及恰当的民族划分，这些因素都使他们在其他法律行业盛行的前20年就开始从事法律。大韩航空是怎么做的呢？是让飞行员有机会摆脱限制他们的文化传统。